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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外围买球app担保平台《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外围买球app担保平台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外围买球app担保平台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从1999年至2002年9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亿元,帮助了112万名困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由此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并无质押物,而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持。外围买球app担保平台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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